郑永年：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郑永年教授介绍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一书。

【编者按】近日，郑永年教授的新书《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文版首次在国内出版。该书原文以英文撰写，其初衷就是基于由中国自身的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来重新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其未来发展，以澄清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促进知识界和政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决策。

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将其引进出版，以期对中国社会认识自身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今天推送的文章是本书的精彩内容之一。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市场化浪潮。第一波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像年广久、禹作敏以及数以百万计的草根企业家在中国最初的市场化进程中，从农村的边缘地带赚到了第一桶金。紧随其后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波国企改革浪潮，当时国家开始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有些企业丢了饭碗，但给其他企业提供了足够的快速扩张空间。第三次市场爆发式增长发生在21世纪初，当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进入全球市场，以填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虽然三次市场化浪潮已经让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但这一过程对私营企业来说并不是绝对成功的。第一次浪潮确实是由市场机制自下而上的发展引领的，并从农村边缘地带发展到城市经济，但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潮在本质上却是不同的。伴随第二波浪潮而来的，是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层级，而非市场力量的胜利。 第三波浪潮本质上是由全球化推动的，实际上是对国家加强对国内市场控制的补充。

这并不是说这些年来私营部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私营企业现在占中国 GDP的比重高达60％。2013年，私营部门也雇用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劳动力。最重要的是，私营企业是中国创造就业的发动机。仅2013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就提供了12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约占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岗位的90％。私营部门在法律上已被确立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石，进而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石。这为中央政府保持市场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足够的正当性。

这些个体和私营企业绝大多数规模仍然很小，在有限的地方和基层市场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司并不是教科书式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市场行为者。这些小公司大都是在资金上自力更生、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实体，并不依赖于总是由国家控制的现代经济制度和技术。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这些小企业中有60％没有银行的长期贷款，40％认为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最昂贵的融资方式。

拥有5700万人口的中小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构成了当代国家主导的经济的基石，但它们不可能取代国家机构在财政和政治方面的角色。就总体而言，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就个体而言，它们的规模很小，政治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年代，随着国家后撤并重建与市场的边界，这些公司与国家的互动微乎其微。

只有在经济严重衰退和失业严重的情况下，比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初冲击期间，政府才会伸出援助之手，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只会通过自己的经济代理人进行间接干预。除了这些紧急措施外，国家很少提供支持，因为国有银行主要专注于为国有部门融资，而地方政府只对更大的、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私营企业感兴趣，这些企业往往来自外部，甚至来自国外。但反过来，国家也不依赖中小企业的税收收入。

2013年，国有企业上缴国库3.6万亿元，占三大税种 (增值税、企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60％左右。仅110家央企就贡献了2.8万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46％。鉴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教训，这种安排并非无关紧要，当时，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中小企业猖獗的逃税和虚假会计，导致了重大的财政亏空。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一书的目录页。

随着小型市场行为者在经济规模与权力上向外和向上扩展，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地方政府，有时甚至是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从而与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其他重要的政治行为者碰面。 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这一关键接合点上，市场行为者可以选择进入国家的轨道，也可以成为它的低级伙伴。如果它们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而不是进入轨道或成为一名安分守己的低层伙伴，它们将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国家明确压制。

大多数成功的私营企业都足够务实，避免了这种非理性的选择。其结果是，它们要么与地方领导人结盟，要么欣然附着于各种系统性的政治吸纳机制。无论是哪种情况，国家看得见的手都能部分超越市场化的限度。但是，正如第六章将要讨论的那样，这种对市场的超越虽然减少了经济风险，但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成功，因为它给处于中间层级的企业带来了另一种风险，即政治风险。

市场化的限度是由中央政府相对于市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和利益计算来决定的。无论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多有效，国家始终将其视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其统治的经济基础。为了利用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收益，改革年代的国家吸纳自己的代理人和社会力量，以培育地区、全国和全球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和劳动力就业领域的市场。

但为了控制市场化的政治风险，中央政府还建立了半经济制度的等级制度，将自由市场的不稳定政治风险挡在门外。正如本章所阐述的那样，这些措施对中间层级的市场行为者非常有效。但正如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所讨论的那样，当市场逻辑渗透到国家机器中，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中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时，中间层级的影响是最具破坏性的。

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被视为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完整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体系。因此，在理解市场化的限度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市场处于稳定的主导地位。这种市场化的副作用需要认真对待。正如自由实体市场处于经济等级制度的底层一样，市场机制也深深地渗透到国家的领域和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层级。

尽管中央政府对地方和基层市场进行了有效管理，但它发现，由于市场行为者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处于中间层级，它所面临的挑战要严峻得多。因此， 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时，它还面临着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驯服国家内部自上而下的市场化。这些困境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讨论。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